“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它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性。最近，据《杂文月刊》披露：“为人民服务”成为美国洛杉矶一家电气公司老总凯特管理企业的成功秘诀，并内化为该企业的精神和文化。但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创造的这个法宝，近年来在有的党员干部身上却有被淡忘的危险。这幅漫画所讽刺的现象，不失为一种警示。
（选自《杂文月刊》2012年第3期）
核心提示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活动为契机，掀起了一个热潮。随着新方法的运用和新史料的发掘，党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拓展，在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上，不但重视宏大叙事，而且重视历史细节，总体看来，人物研究、事件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皆有新的进展，既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也澄清了一些误识，从而进一步发挥了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这里对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略作介绍。
人物篇
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彭真、胡乔木等党史人物研究的新观点
■陈独秀为何拒赴莫斯科；李大钊临刑前有没有“发表演说”
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关于他们二人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近年来对“南陈北李”研究的热度一直未减。
对于陈独秀拒赴莫斯科问题，与以往研究只注意陈独秀几次拒赴莫斯科不同，有学者指出：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拒绝陈独秀赴莫斯科的；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把陈独秀拒赴莫斯科作为开除其党籍的理由并不合适；共产国际也没有召开过审议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会议。
对于李大钊临刑前有没有“发表演说”的问题，学者张静如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李大钊临刑前回答了指挥行刑官的话，但未“发表演说”。学者李继华《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一书以考据的方法，对李大钊著作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年代、思潮、著作、名词等作了疏证研究，在打通李大钊著作与相关领域的联系方面作了探索。
■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形成的标志
1950年中宣部拟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有“毛主席万岁”一条，对于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近年来引起了一场争论。有学者称：“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对此，有学者指出：说毛泽东自己喊自己“万岁”，不符合事实。曾担任全国人大机关刊物《中国人大》主编的吴文泰在文章中指出：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并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也查阅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档案，证实“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一口号，是刘少奇由“毛主席万岁！”改写而成的，毛泽东没有改写添加过任何字。
学界还围绕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活动展开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在《讲话》中，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真正形成了其科学、系统的理论形态；“为人民大众”是其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是其基本内涵；“到大鲁艺去”、“讲老百姓的话”、“下决心跟老百姓学”是其重要途径；坚持普及和提高的辩证法，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是其一般运动方式和运动规律；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标准是其核心标准。
■张闻天的经济观
近年来，有学者对张闻天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的历史演变脉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科学的评价，认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张闻天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工具，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观，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有学者对张闻天经济体制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示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对我国经济体制问题所进行的可贵探索。
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也受到了关注。从1925年赴苏联留学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有过密切的接触。有学者以时间为线索，根据张闻天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
■对彭真的历史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2012年是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学界对彭真的历史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学者研究了彭真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认为：彭真是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在主政北京17年间，他对北京的政治、经济、城市规划、教育、民生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学者研究了彭真的党建思想和实践探索，认为彭真长期领导党的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探索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还有学者研究了彭真的民主和法制思想，认为彭真长期领导、主持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工作，尤其是1979年复出后，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和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的贡献
2012年，学界以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对胡乔木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工作卓有建树。他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主要奠基者，是中央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起草的重要参与者，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主要领导者。
有学者总结和概括了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所做的卓越贡献，指出：他确立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主张党史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四面八方”、普遍联系等原则，党史编撰应坚持史论结合法、热情式解读法、开放式接纳法、科学客观严谨法等基本方法；他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党史思想，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规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的研究空间。
■不能说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近年来，学界对王明的研究在史料发掘和观点方面都有突破。有学者对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是由王明领衔起草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邓颖超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起了关键作用，起草和修订的大量工作是在她主持下由中央妇委承担的。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后通过，王明向会议报告了《婚姻法》起草经过和理由。虽然王明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作关于《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但不能说是由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因为《婚姻法》草案是相关机关和团体对婚姻条例草案讨论修改后，由法制委员会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批准的。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作报告，只是履行他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的职责而已。
事件篇
关于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国共合作、皖南事变等历史事件研究的新进展
■中共“一大”：会议地点为何选在上海法租界
近年来，有学者从社会史视角来考察党的诞生，围绕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所作的研究认为：法租界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召开中共“一大”的重要原因。法租界俄侨众多的特点，也为帮助中共“一大”举行的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外国人活动提供了方便。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法租界成为中共“一大”举行的比较理想的场所。
■中共“二大”：解开“共产国际代表为何没有参加”之谜
关于中共“二大”研究，尚有未解开的谜团，尤其是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的研究，学者指出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人说”、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12人说”、1980年后的“12人说”、21世纪初的“主流认证”与“多家争鸣”等四个阶段。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关于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名单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有学者指出，尽管有一个代表的名字尚未确认，但可以认定他也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中共“二大”有别于中共“一大”的一个特点——没有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鉴于中共“一大”的教训，这样可以避免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便于隐蔽，保证会议的安全。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应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一次紧急会议，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之时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以致代表未经正式推选，各地代表不均衡，代表人数少，起草文件仓促，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未能出席。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二大”不是摆脱共产国际控制，而是一次积极贯彻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精神的会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党内合作”的评价问题仍有争论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的。如何评价“党内合作”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党内合作”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是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是国共两党双赢的形式，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党内合作”并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也有学者对“党内合作”持否定的评价，认为：“党内合作”政策是错误的决定，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这种方式是马林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中国的翻版，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独立性，从而在大革命中不得不放弃领导权。
还有学者认为，应对“党内合作”方式进行分阶段评价：在合作之初，这一形式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工农运动兴起、国共矛盾日益激化，适时地采取“党外合作”形式，更易被两党接受，也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因此，“党内合作”的形式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不应全盘肯定或否定。
■皖南事变：项英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
有学者对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进行了辨析，指出：“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也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当时中央在形势判断上存在失误，但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学者认为：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暴露行动目标，从而给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
■延安整风运动：客观地分析了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和不足之处
近年来，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有学者概括了延安整风的五大历史功绩：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对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也有三个缺陷：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形；因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历史决议”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分突出个人的情况。
有学者强调，要廓清对延安整风运动一些错误看法，澄清一些被颠倒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指出：延安整风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打击异己”的权力斗争；延安整风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不是“互相猜疑和防范”。
■人民公社：“第一个人民公社”并非嵖岈山卫星公社
有学者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制度绩效问题，指出：作为一种在总体上并不成功的制度安排，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存在20多年，与它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推动农业基本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农村社会保障、普及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所发挥出来一定的制度绩效是密不可分的。但也正是在发挥这些制度功能的同时，最终也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命运。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方面，有的学者对“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最早使用“公社”名称的大社是浙江诸暨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大社第一个使用了“人民公社”名称；嵖岈山卫星公社获得“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称号，主要是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专题篇
关于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代会等专题研究的新看法
■革命根据地研究：苏区研究引入“地缘革命学”概念
近年来，关于革命根据地研究进一步深化。关于苏区的研究，有学者引入“地缘革命学”概念，认为：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还有学者认为，苏维埃革命的张力，在1933年-193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极限，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资源，都不足以应对。
■抗日战争研究：对“速胜论”的一种新看法
有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速胜论”进行了研究，指出：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舆论代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
■解放战争研究：对“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的新看法
关于斯大林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没有明确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没有使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想法。苏联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此时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斯大林双重的对华政策和复杂意图。这是毛泽东多次说起斯大林“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党代会研究：更加注重对大会历史细节的挖掘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党的历史的重要环节和重要视角，随着十八大召开而更加受到广泛关注。有学者盘点了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会议的议程和议题、会议的代表和代表的党员、会议的开会方式和宣传报道、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作了述评。有学者通过对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细节的挖掘，从一个特定角度回顾了党代会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中共党史研究。
党代会报告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十八大召开之前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特点和新意进行了研究，指出：深化党代会报告研究，对于加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研究，对于全面系统地加强中共历史基础理论研究很有意义。
■“党史文化”研究：拓展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
“党史文化”是近年来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范畴和新领域，尤其受到了关注。学者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关于“党史文化”的形成和内涵的界定。有学者指出，“党史文化”体现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核心，制度文化是保障。从广义上讲，“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研究、运用、宣传党的历史的过程和结果。
二是关于“党史文化”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党的文化和“党史文化”中来寻找，党的文化和“党史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理念和高尚的追求，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中的巨大勇气、智慧和力量。
三是关于“党史文化”的历史书写问题。有学者指出，与纪念仪式相比，“党史文化”的书写将在另一个层面将“党史文化”构建为一种思想主流文化形态。它不是一种虚拟的自我陈述，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能是一种虚拟的漂浮物，只能与现实语境相关联，社会思潮、政治走向、经济形态、民族精神、传统观念等，都可能制约这种书写的进展。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央党校党史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当代中国研究所、哈尔滨学院）
